2022年长沙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 累计完成投资5116亿元******
长沙坚持项目为王、项目为大、项目为先,2022年共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累计完成投资5116亿元——
稳住项目建设“主战场”
华声在线全媒体记者 周韬 金慧
通讯员 徐艳艳
1月8日,长沙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兵分两路,马不停蹄,一天时间现场观摩14个长沙市重大项目,总结盘点2022年项目建设成果,为今年项目建设和发展积蓄动能。
2022年,长沙坚持项目为王、项目为大、项目为先,全年储备项目639个,预估总投资7800亿元;共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累计完成投资5116亿元;新引进“三类500强”项目80个,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285%,实现了全年储备、铺排、新引进项目“三量齐增”,稳住了项目建设的“主战场”,挺起了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以久久为功之“劲”,构筑产业高地
2022年是项目建设加压奋进的一年,也是精彩纷呈的一年。
灰白色的外墙、干净整洁的环境,走进星邦智能国际智造城,偌大的生产车间鲜见操作人员,映入眼帘的全是智能化生产线。
“当年开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创造了项目建设的速度奇迹!”星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建成达产,预计年新增产值100亿元,实现税收超5亿元。
“长沙速度”绝非个例:天创精工超精密加工制造基地项目从签约到开工1个月内完成,10个月实现竣工投产;楚天思优特从选址、设计、施工到最终交付,一座无尘洁净工厂拔地而起,只用了短短45天;岳麓山实验室集聚区项目实现主体封顶,工期提前半年……
追求高效,更要讲究高质。2022年长沙项目建设成绩可圈可点:博世汽车、三一集团18号工厂被认证为“世界灯塔工厂”;星邦智能国际智造城项目入选“全球工程机械50强”,长沙成为全球第二个拥有5家以上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城市;博大科工汽车轻量化精密零部件生产研发基地项目,成功突破卡脖子技术,引领行业前沿;申亿精密高端装备零部件智能制造工厂项目,成为国内首个集高端精密零部件技术攻关、设计生产和标准检验于一体的智慧化样板工厂……一个个重大项目成为长沙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长沙项目建设高效、高质推进,离不开全市上下抓项目的高度共识。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加强统筹、主动协调,各级部门强化政策指导、要素供给、服务保障。持续实施“一周一通报、一月一调度、一季一讲评、半年一考核、一年一观摩”,进行“新开工、未开工、新竣工、未复工、已复工问题清单”台账管理,建立重大项目建设投融资、征拆腾地、审批服务、招商落地等4个要素保障组,及时调度跟进项目建设情况,先后组织4轮集中开竣工活动、3次项目拉链活动,营造抓项目的浓厚氛围、形成促产业的强大合力。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经济兴。2022年全市实施重大产业项目955个,累计完成投资3905亿元,涌现出一大批成长性好、层次水平高、创收能力强的好项目。
以水到渠成之“举”,拓展投资洼地
在长沙大华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生产车间,一台台网络摄像机完成自动装配、测试、包装,日产量可达2万台。该项目负责人说:“项目建设进度非常快速高效,2个月落地,3个月建成投产,我们投资湖南有信心!”
一年前还是一片黄土,如今已是一排排厂房。德赛电池储能电芯项目2022年1月签约落户望城,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完工。这并不是德赛集团第一次“牵手”望城。2019年,该公司首个智造产业园项目落户望城,成为成功投资的典范。
“时隔3年我们再次合作,当地政府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其表示,公司计划将望城打造为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
这是企业持续投资的坚定信心,也是长沙招商的经典案例。
招商引资是项目建设的活力之源。2022年,长沙持续发起招商“四季攻势”,全年新引进重大项目200个,总投资2380亿元,项目个数和总投资都超过上年水平,其中,第三代半导体开福金霞产业园、万象生态教育智慧城、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楚天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产业链建设项目等投资超百亿的项目共6个,成为长沙经济发展与稳投资的“压舱石”。
长沙新引进“三类500强”企业项目80个,增长20.9%,总投资达860亿元。目前在长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达180家,为全市产业加快发展蓄势赋能。
以营商环境之“优”,夯实发展福地
从第一次接触到项目签约,仅2个月;从厂房的第一根桩打下去到第一台设备入场,仅9个月……桑特液压集成阀块智造项目负责人张法林,十分认可长沙的营商环境。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2022年6月,长沙发布建设国际国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提出要以营商环境之“优”,带动投资项目的“增”。
聚焦项目难题,长沙全力精准帮扶,推动项目极简审批。如湘江新区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望城经开区推行“建设承诺制”“拿地即开工”,长沙县要求项目审批实现在省级规定基础上平均提速50%……
长沙市领导及联点负责人一次次深入项目一线,现场调度帮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的难点和堵点。千名干部联千企,帮助企业解决各类问题1.2万余个,如宁乡经开区设立8个项目小分队解决项目建设难题,宁乡高新区实行“每周一早餐会”调度机制,解决项目困难……
大项目推动大发展。2022年,长沙项目数量持续攀升,预期效益可观。中伟新能源全面建成达产后产值将达500亿元,年税收超10亿元;九典制造高端制剂研发产业园项目全面投产后,年产值将达60亿元,亩产税收最高可达770万元;大陆集团中央电子工厂项目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3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1000个;九芝堂国药健康产业园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0亿元、年税收2亿元……
自2019年提出“产业项目建设年”以来,长沙每年新春“第一会”都以项目建设“起手”、年底以项目观摩“收官”,为项目建设的熊熊之火添柴加薪,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