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处处都是装卸作业的繁忙生产景象。韩加君摄/光明图片
【记者手记】
严寒中的努力坚守
光明日报记者 王冰雅 宋喜群
12月10日23时31分,甘肃省甘谷县冀城产业园的户外气温已跌破零度。在杰瑞负极材料项目现场,六七位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还在变压器前忙着做最后的检查和调试。
他们是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的员工。今年3月11日,杰瑞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在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开工建设。这是甘肃省和天水市大力支持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一期占地1000亩,投资25亿元。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性能可再生能源,而负极材料则是锂电池的核心材料,主要为石墨类材料。”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光向记者介绍,等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国内锂电池负极材料的大型生产基地之一,还将为当地提供1500个就业岗位。
12月11日1时39分,随着国网天水供电公司调度中心下达送电指令,该项目顺利送电,现场发出一片欢呼声。
工程部总工程师崔树桢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近一个月以来,为了确保项目成功供电,他和同事经常加班到深夜。“现在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正式供电后,车间就可以进入设备调试阶段,为接下来的试生产打好基础。”崔树桢说。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公司克服疫情影响,140多名员工全力以赴抓工期、赶进度,现场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保证项目如期推进。生产部经理于文晓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7个生产车间已全部封顶,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将在春节前夕进入试生产阶段。
在项目建设现场,厂房的门窗尚未安装到位,临近冬至,当地夜晚的气温跌至零下十摄氏度。生产部员工牛倩全正忙碌地往返于120个窑炉之间,给窑炉烧煤保温。“他的责任心很强,总是不畏严寒,不怕辛苦,力争把任务完成好。像牛倩全一样,我们的员工都很敬业,知道项目现场正缺人手,没有人轻易请假。”于文晓说。
每一位员工都立足本岗、尽职尽责,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项目没有一天停工,建设进度如期推进。“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是为了让投资尽快见到效益,也是为了回报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闫光说,1号石墨化车间预计在本月底率先进入试生产阶段,大家都摩拳擦掌,满怀期待。
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电焊工陈井坤在联箱分厂作业。新华社发
【基层心声】
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讲述人: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陈挺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扛起“高质量发展的大旗”,企业责无旁贷,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
成立三十年来,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作为我国无线电频谱监测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华日通讯始终秉持“振兴中国无线电民族产业”的企业使命,在无线电频谱管理领域不断深耕,不断前行。
华日通讯在产品技术创新方面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除了涵盖行业全系列的产品形态外,近年来还在无人机管控、铁路频谱监测、5G背景下车联网等物联网应用场景频谱监测和卫星干扰定位等前沿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为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华日通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新时代十年成都制造业发展优秀企业”。
这些年来,我们企业所在地成都武侯区一方面完善政策体系,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对接企业需求、突出精准滴灌,强化政策系统集成和落实兑现,差异化制定7类20余项产业扶持政策,初步构建起产业全面覆盖、企业精准匹配的专业化政策体系,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另一方面营造亲商氛围,秉持“企业至上、细致周到”的服务理念,积极推行“点对点”服务、零距离沟通,努力当好企业的“贴心管家”,切实为企业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关怀。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成都武侯区立即组织重点企业积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也以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深入学习中,华日通讯更加坚定了维护国家频谱安全、社会频谱秩序稳定的使命。
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企业自身不断努力奋进下,华日通讯的发展定将迈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台阶。我们一定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采访整理)
在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三江新区的中车铁投轨道交通产业基地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生产安装智轨电车。庄歌尔摄/光明图片
【短评】
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报告明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们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调研中,众多企业负责人的话里透着他们抓住机遇、踔厉奋发的决心和信心。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为企业点赞的同时,也须明确,要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还要为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几年,一些企业发展面临困难。对此,国家出台诸多纾困解难政策助其爬坡过坎。
好政策还须落实好。以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为例,税务部门采取多种方式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截至11月10日,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7万亿元。3.7万亿元背后,是千千万万因获得现金流重获元气生机的企业。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不断夯实发展根基,中国经济韧性更强,活力更足。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07版)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